全面实施低价原油战略储备计划 推进价格改革
对正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国际商品市场进入了中长期低迷期是整体设计我国的全球能源资源战略，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新的重大优势的绝佳时机。我国应抓住机遇，主动改变决策方式，推进战略性调整。全面实施低价原油战略储备计划，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利益、以需求为导向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进重资产行业转型重组、去产能化、去杠杆化，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当下国际商品市场进入了中长期低迷期。对正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整体设计我国的全球能源资源战略，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新的重大优势的绝佳时机。我国应紧紧抓住此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调整的机遇，主动改变决策方式，推进战略性调整。
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七个步骤。
第一，抓住低油价机遇，全面实施低价原油战略储备计划，新建或扩建原油储备库，争取尽早使我国原油储备由15天提升至90天；进一步完善原油的商业储备制度，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原油储备领域。同时，加快天然气储备库建设，推进LNG接受码头建设，完善天然气输运管网设施，使储气库兼具调峰功能。加快筹建或扩建稀有金属战略储备库，调整修订建筑和管道用钢标准，使之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鼓励城镇更多建设钢架结构建筑，提高我国各类建筑设施中的钢材含量，全面整顿国内矿山开采秩序，健全铜、铝、铁矿石等金属矿山的商业储备制度，鼓励企业“走出去”获取权益矿山，建立“虚拟矿山”、“虚拟油田”等海外能源资源储备体系，鼓励企业积极在期货市场订立远期合约，提前锁定矿产资源涨价风险。
第二，作为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应依靠需求端的影响力，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紧密合作，让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中心发挥稳定预期和价格发现的积极作用，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利益、以需求为导向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有效缓解长期困扰亚洲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溢价问题。
为此，建议在我国现有的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加速构建以大数据分析系统为基础的现代化交易平台，形成全球性的交易产品和交易市场及必要的交割库，积极构建现代化的商品储备体系和连续发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发挥库存调节与指数引领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力。
积极推进我国大宗商品的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通过现货交易平台增加贸易量，把现货、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让大宗商品价格由商品现货、期货市场来形成，并加快丰富期货交易市场的大宗商品品种，建立与国际期货市场完全对应的期货品种，适时推出国债等利率期货和离岸外汇衍生品交易等品种，完善区域内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功能，使其提供大宗商品风险管理平台和服务，满足亚太地区客户对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需求。
抓住大宗商品供过于求有利时机，鼓励国内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大胆走向海外，加大对大宗商品业务的投入，重点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对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实施并购重组，鼓励与产业资本结合灵活运用“需求”因素，开展各种大宗商品金融创新。
第三，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进一步降低电力成本，提高制成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清费减税的基础上，逐步理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财税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逐步压缩除新能源外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加快取消财政对能源公司和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燃料补贴，以减轻政府日益紧缩的财政收支压力。深化成品油价格与消费税改革，在强化论证的基础上，争取一步到位上调燃油税；加快深化天然气价格与资源税改革，如推动天然气价格按热值计量定价，分类分期提高煤炭、原油、天然气、铜、铝等各类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资源税税率，加快取消稀有金属指令性生产计划，率先推进钨、钼等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税改革，加快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进度，合并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
第四，深化油气等资源领域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供应渠道，尽快放开油气等资源进口、管输、储备、配送等流通环节，废除那些维护行业垄断所设置的门槛和进入管制，推进原油、稀土等资源进出口许可证制度，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进口国外油气矿产等资源，加大油气矿产等资源的商业储备和国外份额矿产；同时放开国内油气矿产等资源市场准入，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手段，鼓励民企、外企等参与油气矿产等矿业权出让转让，拓展与俄罗斯、中亚与东南亚国家及加拿大等石油出口国的谈判与合作，逐步降低对中东国家油源过度依赖。
第五，鼓励跨国收购页岩油气、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当国际油价跌破每桶50美元时，美欧日等国页岩油气技术、太阳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可能遭遇困境，我国企业可适时逢低兼并收购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或以参股、合资等方式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加快培育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清洁高效技术，以推进在页岩油气以及煤层气等领域的勘探开采，探索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加紧培育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清洁高效技术和新兴产业，在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同时，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能源行业转型。
第六，推进重资产行业转型重组、去产能化、去杠杆化。对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能源资源类企业，可通过压力倒逼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吸引民营资本进入或与国际资本联手，完善在商品现货市场上的价格对冲机制。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资产类企业，则应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三大战略布局，激活有效需求，如开工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并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各种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把国内消化不完的产能释放到国外市场上，使其转化为对外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实施全产业链互联网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第七，适时调整煤化工项目，转向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重点促进低阶煤提质增效，促进发展伴生气发电、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同时适度控制煤炭产能扩张，加快淘汰分散燃煤小锅炉；采用安全高效的开采利用方法，推动煤炭洗选配洁净化、规模化生产和清洁化利用；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煤改电”和“煤改气”替代改造；实施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行动计划，强制推广新型燃煤技术和脱硫脱硝除尘技术，加快推动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及资源化利用，尽可能减少煤炭转化过程中资源再消耗和次生污染。（□王 军 刘向东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