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 | 华而诚：新冠疫情下的中美经济

中国：众志成城应对，成效初现

面对新冠肺炎(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Covid-19)的突袭，中国政府即刻采取了断然举措，于1月23日从武汉封城开始切断病毒从湖北向全国其他地区快速的传染。中国倾全国之力，有效防止了病毒感染传播，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把本次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全国各地采取的封城、延长假期、减少出行等措施必然对经济的需求及供给两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需求面的主要拉动力来自消费，供给面的主要拉动力来自服务业。反映在食品饮料、交通运输、旅游、住宿餐饮、电影院等实体文娱场所消费相关行业皆受到了较大冲击。为拉提疫情中的疲软经济，中国加强了2019年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原定基调，以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灵活”的货币政策。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的经济衰退。从供给面看，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3.2%)，产业链无法正常运转导致第二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9.6%，主要体现在2月份)，其次为第三产业(-5.2%)。其中，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分别增长了6%和13.2%，但住宿餐饮和批发零售行业则下降了35.2%和17.8%。金融业的逆势增长则表明了反周期政策的支持力度、线上网络贷款和移动结算增强及实体分行的缩减。从消费来看，汽车(-30.5%)、餐饮(-41.9%)和金银珠宝类 (-37.7%)等受到的冲击最大，但食品饮料类的消费却出现上升。医疗卫生用品、新零售、线上教育、县城文化娱乐、快递，外卖服务等领域呈现逆势增长。

至2月底，中国基本上稳定住了疫情，以暂停经济活动为代价的抗疫行动取得成效。中国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复工、复产和防范疫情复发。国内供给测冲击得到部分缓解。但是，疫情平稳后的复苏将是迟缓和漫长的，这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形势，也取决于欧美终端市场的情况以及供应链的状况。随着疫情在欧美爆发，进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叠加春节因素，2020年1～2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大幅下降15.9%，3月下降了3.5%。4月出口恢复增长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GDP全年增长仅1.2%，但是已超过世界上多数的国家，2021年则将复苏到增加9.2%。

在中美经济增长乏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GDP下降3%，2021年随着中美经济复苏，将增加到5.8%。4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在乐观情况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而悲观情况下将下降32%。2020年全球贸易下降远大于全球GDP下降的幅度反映了逆全球化的推进。

美国：在治理、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不足

截至5月21日，美国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已超过15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9.4万人，每日死亡人数达一两千，皆远远超过了中国。中美疫情差异来自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在遏制疫情方面，缺乏全国统一的策略，对外传达的讯息也不一致。早期唯恐抗御病毒的讯息将导致市场预期经济衰退，股价大跌，影响年底总统连任选情。与中国的精英专业治国相反，白宫的政治考虑凌驾于医疗卫生专业之上——逐渐边缘化了疾病控制中心，因而延误了抵抗新冠病毒的约2个月的黄金时间；美国华盛顿州于2020年1月20日发现第一例Covid-19病例，特朗普在3月13日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各州才开始规定了严格的居家隔离及维持社会距离的防疫措施。因之，新冠病毒在美国境内得以快速的传播。抵抗新冠病毒这共同敌人，联邦政府缺位，各州政府“因地制宜”地订出了各州独特的隔离政策，在市场上争夺稀缺但至关重要的医疗资源。同时，特朗普“移花接木”式地不断指责中国是病毒的来源，用以卸责，也完全漠视欧洲才是美国病毒来源的证据。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5月16日针对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这场新冠病毒战役缺乏领导。他并未、也不需要指明这位领导人物。

其次，疫情反映并扩大了美国经济中贫富差距大的结构性问题。贫富差距大的社会，对既有体制的信心脆弱，容易导致与精英政治相反的反既有体制的民粹政治。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就是民粹政治的部分反映。美国新冠病毒对收入处于中下阶层的人口及族群影响最大，失业及死亡的人口最多；2月，40%的失业来自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他们是低技术的“必要的工作者”，大都是服务行业或制造业第一线的蓝领工人或服务员，无法如白领阶层可以在家远程办公，也没有足够的远程工作技术及设备, 以避病毒。依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估计：收入最高的25%的人群中有超过60%的人可以居家工作，而收入在底层25%的人群中只有不超过10%的人可以做到。低收入人群也无法享受适当的医疗保险及服务，对病毒的免疫力较差。因此，新冠病毒自然地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如中国一般，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美联储把联邦基础利率降到接近零，同时购买大量政府及企业债。联邦政府新增纾困支出达到2.9万亿美元，赤字率提高了14%，略超过了100%。第一季度GDP下滑4.8%，比中国略低。但是，第一季度经济受新冠影响只有三月份，前两个月可能还有增长，因此这个数据实际上意味着三月份的经济下滑已达到两位数。第二季度的GDP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新冠疫情的损害威力；美联储纽约分行估计将下降31.1%, 大大地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数据也有类似的表现，在一个月之内从4%猛增到了14%，也超过了2008年。美联储波士顿分行估计，6月失业率将升高到20%，也是仅次于大萧条时期25%的超高失业率。当前有36万人领取失业救济补助金，且仍在增加中。面对提振大幅衰退的经济及控制未减的疫情的两难抉择，特朗普选择了前者，鼓励州政府选择性的部分开放经济。专家预测将导致死亡人数增加近万人左右，于6月可能超过14万多人。

而疫情经济的复苏主要取决于医疗上的突破:一旦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被创造出来，经济会很快复苏，甚至有猛烈的反弹。当前，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测，经济的复苏可能要到一两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美国GDP将大幅下降5.9%，2021年将可复苏到4.7%。

疫情后的全球化趋势及中国的经济政策抉择

在美国发动了全球及中美贸易战两年后，新型冠状病毒再度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逆向冲击，影响可能更为巨大。同时也暴露了体制的弱点。因此，危机也带来了优化体制的机遇。

如何应对“逆全球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会受到动摇吗？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方式抵御新冠病毒，在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也冲击到对中国产业链有依存度的世界经济以及各经济体。在面临经济大幅下滑及面对防疫物资供应短缺时，这些经济体处于恐慌状态之下，更可能感受到过去什么都从中国进口制造品所衍生的风险太大的问题。在地缘政治也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不免会减少对中国制造品的依赖度。

这场疫情大流行重新激起了特朗普政府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态度，以及让药品和医疗物资生产回流的努力，但此举除了破坏全球供应链之外，不太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企业要弥补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会加速自动化。特朗普倡导的“脱钩”可能会使越来越大比例的生产制造将在自动化工厂中完成。

长期看来，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效果有限。在长期的比较利益原则指引下，中国已经产生了高效率及体系非常完备的制造业。“中国制造”在世界经济的链条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易被替代的。全世界几乎所有门类的制造业在中国都有其产业集群或者龙头企业、核心企业。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接近30%。因此, 中国复工复产能够继续引领及支持全球的产业布局。

中美关系是全球政治最微妙、最敏感的关系。美国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已经形成并着手实施。这一战略短期内不会因谁在台上而改变，贸易战只是战略实施体现出来的一小部分。对于中美关系要面对现实，抛开幻想，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做好产业链结构重组的准备，也必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次疫情凸显了中国体制相对美国的优势亦反映在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显著的提升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大幅修正了疫情前2019年10月做的2020年及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根据修正后的预测值估计，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从2020年修正前的68.4%提升到70.9%，从2021年修正前的71.5%提升到74.3%。

在这次全球范围大疫情第一阶段的挑战中，不仅中国表现较好，邻近共享中华文化的亚洲四小龙表现亦优。反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同舟共济的社会性；提倡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不分你我一家人的概念，正是新冠状病毒给人类上的一课。前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及财政部长桑默斯5月14日在金融时报发表这样的判断：“如果21世纪是一个亚洲世纪，如同20世纪是一个美国世纪一般，那么这场流行病很可能被人们记住是因为它一个转折点”。中国可顺势而为，进一步推动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为基础的亚洲经济的整合。同时协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全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从美国的经验看来，疫情扩大了社会的不均，更加深了社会对既有体制的不信任。同时，因为高收入工作岗位难被自动化所取代，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加速可能加剧社会分化。中国政府经济目标的设定不仅关注GDP的增长，也应该同等关注GDP的分配，弥补收入分配政策的短板。推动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及脱贫的“新基建”，以便在未来不可避免地发生外部冲击时，包括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社会能够建立起风险分担和社会援助机制，更好地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构改革，加大医院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中国长期处于紧绷的医疗资源。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及民众医疗保障全覆盖。财政、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应立足纾困，定向发力。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尤其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当经济复苏之时，要谨慎处理伴随的极度扩张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高杠杆和坏账问题，以避免由一场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

政策重心需要从短期稳增长转向促改革、调结构、扩大开放，取消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坚定不移地维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健康发展，同时推动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